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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站一带曾经书店林立 有着不少老故事

2019年01月02日09:16
来源:浙江在线

  浙江在线杭州1月2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孙雯)2018年的最后一个下午,藏书家韦力先生在杭州。

  他在杭州晓风书屋体育场路店,分享了“中国古旧书业之现状”。那个下午,晓·客厅里坐得满满当当,有专业的收藏者,也有普通的阅读者。

  因为藏书家这一身份,韦力自然与杭州有诸多交集。

  2017年9月,韦力曾在杭州寻访古旧书店的遗迹,在一年之后出版的《书肆寻踪:古旧书市场之旅》中,他为读者画出了一幅清末的古旧书店“地图”。

  清河坊、梅花碑、城站、福缘巷……只是,历经百年,这些地标之间的书店已经难寻踪迹。

  所幸,当下又是一个书店遍地开花的时代。

  杭州的印刷业自唐代已经兴起。北宋时,杭州是全国三大印书中心之一。到了南宋,杭州一跃成为全国的印刷出版中心。

  有出版,必然有销售,韦力觉得,杭州在宋代也应当是书店遍布之地,但是他没有查到相应的记载。

  不过,这样的推测有是有佐证的。在朱友论、秦坦撰写的《民国时期杭州的图书业》一文中,韦力看到了这样说法:元代杭州书坊不及南宋,明代不及元代,清代杭州书业又远不及明代。

  但之后,杭州的书店业又迎来了繁荣。

  2017年9月,韦力来杭寻访古旧书店遗迹,第一站是杭州城站和福缘巷。

  在《书肆寻踪:古旧书市场之旅》一书中,我们可以读到当时的寻访细节——

  城站与福缘巷(当时称福缘路)这一带书店林立,有文艺书局、小琳琅阁、复初斋、麟经堂、抱经堂书局。

  其中,抱经堂书局是当时杭州最具名气的古旧书店。韦力说,店主朱遂翔是杭州甚至是江南地区旧书业执牛耳者;他跟北京琉璃厂的孙殿起并称当时中国旧书业的两大领军人物。

  朱遂翔初到杭州时,一口绍兴话,因不太识字,常常被师父和师母责骂。师父认为他太笨,不适合学习专业知识,让他每天洗衣服、倒马桶。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多,朱遂翔觉得要改变命运,潜身于旧书业,首先得认字。他每天偷空写字读书。又过了三年,他终于得到师父的认可,派他随同店中懂得目录版本的朱华先生到外地去收书。

  在这个过程中,朱遂翔买了些书藏于家中。等他底子渐厚,就向师父提出辞职,建立抱经堂书局。抱经堂书局设于1915年,最初在梅花碑,后来迁到福缘巷。短短时间里,抱经堂就成长为杭州著名的大书店。

  朱遂翔拥有的宋版《李贺诗歌集》、顾祖禹手稿本《读史方舆纪要》等,都是有很高版本价值的图书,可见他的藏书水平。

  韦力认为,抱经堂书局能够做大有两大法宝:一是诚信经营;二是在书上标明售价。

  以前的旧书业均不标价签,而是根据买方的实力随意开价。韦力说,这种做法虽然偶尔能博得暴利,却影响了旧书业的声誉。

  1916年,上海的古书流通处的创立者陈立炎首先给古书明码标价,使得业务量大增。朱遂翔学到了这一招,在杭州率先实行了明码标价的售书方式。

  朱遂翔的专业与名声博得了大主顾的青睐。

  上世纪初杭州第一大藏书家、九峰旧庐主人王绶珊就是“大主顾”之一。

  王绶珊被称为花钱买书最多的近代藏书家。他从1927年开始收购旧书,10年里,花了50万元买书,所买之书一大半都是经过朱遂翔之手。

  1938年,王绶珊去世。几年后,九峰旧庐所藏之书也渐渐散了出来。

  大约20年前,上海的某家拍卖行上拍了一批九峰旧庐旧藏。韦力打听到,这批书出自王绶珊的小妾。韦力也争得数部:“只是难以确认是否就是朱遂翔卖给王绶珊的,但无论怎样,这也算是我跟抱经堂书局的间接因缘吧。”

责任编辑: 郭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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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的最后一个下午,藏书家韦力先生在杭州。韦力也争得数部:“只是难以确认是否就是朱遂翔卖给王绶珊的,但无论怎样,这也算是我跟抱经堂书局的间接因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