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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茶文化迎来了交流的时代

作者

关剑平

来源:

浙江在线·旅游新闻网

2015年12月07日 13: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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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剑平,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浙江农林大学茶文化学院副教授,立命馆大学文学部客座教授、国际饮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要】唐代茶文化传播到日本,在憧憬中国文化的民族心理的支持下,中国的茶文化之花在日本盛开,形成了所谓的“弘仁茶风”。宋元时代,在中国茶文化的熏陶、培育下,日本建立起茶道文化。现今,从中国向日本单向输出茶文化的时代结束了,中日之间开始了相互学习,真正的“交流时代”开始了。

  【关键词】中日茶文化交流

  日本是最大量地吸收中国文化的国家之一,这在茶文化的传播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为纪念浙江与静冈结成友好姐妹省县30周年,2012年6月7日,日本国静冈县知事川胜平太率领200多人的访问团,包机抵达杭州,参加“浙江省·静冈县2012绿茶博览会”。静冈文化艺术大学校长熊仓功夫教授在讲演中提到“日中茶文化迎来了交流的时代”。笔者的理解就是日本注意到中国向日本单向输出茶文化的时代结束了,中日之间开始了相互学习,真正的“交流时代”开始了。

  一、唐代茶文化的传播与日本的茶文化体验

  曾几何时,茶因其优异的品质功效和柔顺的口味特征从药物中分离出来,成为饮料,因此茶的加工技术从一开始就非常成熟。纵观茶叶加工与饮用的历史,从唐宋团饼向明清芽茶的变化特征是从复杂向简单演变。明代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如此评价这个变化:“简便异常,天趣悉备,可谓尽茶之真味矣。”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中原地区已经接受了饮茶习俗,茶由此逐渐频繁地出现在各类文献中。从中可以发现茶被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并且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性格,使用在各种场合。道教的养生思想是茶的生产技术与饮用观念的出发点,总结了醒酒、不眠、悦志等功效,羽化登仙的说法更具宗教特色。传入中国的佛教在魏晋南北朝出现了第一个发展高潮,同样积极接受了饮茶文化。东晋名僧昙济和尚用茶款待宋的皇子,南朝宋释,法瑶亦喜饮茶,至79岁仍思路敏捷。当以茶待客成为全社会的风尚时,从广东到越南北部地区虽然尚没有生产茶叶,也模仿饮茶礼仪,把地方特产饮料加工成粉末招待客人。饮茶作为体现贵族优雅气质的生活方式,在“五胡乱华”的惨烈社会变革中,又成为俭约、朴素的象征,意味着对于社会的责任心。

  饮茶文化随即得到入主中原的鲜卑贵族的共鸣,如果说刘镐因为憧憬王肃的风流而专注于饮茶还只是一个个案的话,到了唐代中叶,回鹘赶着马匹到中原换取茶叶,反映了北方民族全然接受了饮茶,就此开始了持续1000多年的茶马贸易。中国茶文化的传播没有就此止步,韩国、日本成为下一个传播地区。伴随着佛教的中国化,茶礼出现在禅宗清规之中,佛教成为唐代茶文化的重要引导者。随遣唐使来华的大量留学僧,在学习佛法的同时,必然地接受了茶文化的教育,永忠等归国僧侣把饮茶习俗带回了日本。在憧憬中国文化的日本民族心理的支持下,中国的茶文化之花也盛开在了日本,形成了所谓的“弘仁茶风”。

  中日茶文化迎来了交流的时代

  二、宋代茶文化的传播与日本茶文化的发祥

  唐宋主流茶叶的基本形态特征是粉末。总结唐代茶叶种类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宋代有蜡茶、片茶、散茶,无论哪种茶,都是绿茶,都要磨成粉末饮用,都是末茶。当然,尽管同为末茶,其技术革新从来就没有停过,从唐到宋的大约660年间,茶叶的加工技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典型的变化发生在蜡茶上。唐代饼茶在加工过程中要求防止茶叶中的汁水流失,而宋代蜡茶正好相反,尤其通过新增加的“榨茶”工序尽可能地榨出茶叶里的汁水。尽管审美观不同,但是唐宋茶人对于美味、新味的追求是执着的。陆羽不断外出寻访更好的茶,而宋徽宗的例子更加极端。与北宋其他皇帝在位时可能没有或者最多打造三个茶叶新产品相比,宋徽宗在他在位的26年里共推出了42个新产品。

  尽管如此,在茶叶消费中却出现了理念与现实的分裂。在理念上,蜡茶专供朝廷,最为宝贵,对此欧阳修有“金可有而茶不可得”的感叹;在现实消费中,草茶才是主要的产品。草茶包括压制成型的片茶和散茶,无论哪种,浙江都是最主要的产区之一。同时,这里也是南宋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尤其禅宗五山的杭州径山兴盛万寿寺、北山景德灵隐寺、南山净慈报恩光孝寺,宁波阿育王山峰广利寺、太白山天童景德寺都在浙江,于是浙江也就成为与日本交流最频繁与深入的地区,所谓的“径山茶宴”便是日本茶道的渊源。

  从《禅苑清规》等佛教文献可以看出,茶礼在寺院生活中必不可少,渡宋的日本僧人们必然接触到中国寺院茶文化。从日本抹茶的生产历史来看,从宋朝引进了散茶的制茶技术,并且延续至今,日本成为中国古典茶文化在生产和饮用、技术与文化上最完整的继承者。

  三、周边文化的传播与日本茶文化的诞生

  中国进入元代,古典茶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蜡茶一如既往异常贵重,民间罕见。关键的变化是尽管对于末茶的评价也很高,但是即便南方人也已经对它非常陌生了,普遍饮用的是被称为“茗茶”的芽茶。因此,明朝太祖朱元璋废止进贡龙团的诏书只不过是对于现实的承认,为中国末茶的饮用历史画上了形式上的句号。以炒青绿茶为代表的茶叶,以宜兴紫砂壶为象征的饮茶法等近世茶文化从此建立起来。而这段时间正好是日本茶文化的形成期。

  从镰仓时代开始,日本进口的中国艺术品“唐物”直接与茶相关,至室町时代的“唐物”进口数量达到高潮。以建盏为例,高品质的作品都在日本,中国现有的建盏往往是最近出土、收集的作品。伴随着饮用末茶的习俗的消亡,宋代最重视的建盏在中国失去了古董品以外的价值,而在日本却因为加上了对于中国文化的憧憬,甚至还有政治上的需求,而拥有着远远超过宋代的意义,于是大量流入日本,成为建立日本茶道的基础。

  经过对于中国佛教茶文化的改造、消化,建立起的日本茶道,在形成流派之后,逐渐教条化、僵硬化,走向了茶道的反面。憧憬中国文化的文人以清雅玩味为旨趣,又把眼光投向了中国,吸收了所谓的煎茶,成为建立新型茶文化的出发点,代表性人物是京都宇治黄檗山万福寺的开山之祖隐元。这时的中国已经进入清代。

  四、中日茶文化交流

  在当代茶文化交流中,中日的关系发生了倒置的变化,日本成为交流的牵引者;日本是精神文化的发信地,是产品开发的技术中心。瓶装乌龙茶就是日本利用中国的资源打造的一个当代标志性产品。中国作为茶树的原产地和茶文化的发祥地,仍然拥有丰富的物质与文化资源,但研究意识的缺失与研究能力的低下使得中国无法把握交流的主动权。

  伴随着经济腾飞,“亚洲四小龙”在日本茶道的刺激下,尝试建立当代茶文化。如果说台湾地区茶艺是改造自日本茶道的话,大陆建立的茶艺则是直接继承台湾。东亚各国关于当代茶文化有一个相互尊重、相互谅解的说法,即日本茶道、韩国茶礼、中国茶艺。

  1977年,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娄子匡等倡议弘扬茶文化,随即有人提议使用“茶道”的概念。然而由于茶道虽然建立于中国,却已被日本专美于前,同样援用茶道容易引起混乱,而且中国人特别尊重“道”,茶道的名称过于严肃,经过一番讨论,最后采用了“茶艺”。可见茶艺的命名是以日本茶道为参照的。至于茶艺的构成要素与程式,无不折射出日本茶道的影子。

  进入21世纪,中国开始尝试恢复唐宋的末茶,南京某公司开始研发、生产末茶。同样,直接的启发来自日本茶道,做法就是尽可能地在日本茶道中换置中国元素,这时在取舍上发生了一些有趣的混乱。在命名时,没有采用唐宋时代末茶的称呼,因为当代中国茶业把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茶叶碎末称为茶末,这些在销售阶段是要被剔除的,充其量是再利用的对象,因此“末”是茶叶非常忌讳的贬义字。公司经过反复论证,最终采用了日本“抹茶”的名称为自己产品命名,日本的审美意义最终超过了中国的历史价值。对于日本茶道,中国已经有了学习的愿望,接下来还需要培养学习能力,确认根本的需求。

  回过头来看日本茶道在弘仁茶风之后约有300年的沉寂也就不足为怪。尽管跟随遣唐使留学的僧人们带回的饮茶之风并没有彻底消亡,但是没有就此建立起日本茶文化却是不争的事实。根本的原因是日本还没有做好接收茶文化的准备,不具备建设日本茶文化的能力。同样,从渡宋僧再次输入中国茶文化到千利休集日本茶道之大成又经历了400来年。中国再建茶文化需要多少年,需要多少时间,什么形式?让我们拭目以待。中国的历史和日本的现实是当代茶文化建设的源泉,因此中日茶文化交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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