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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舟山“海上茶路”
兼论近代舟山茶种西徙

作者

盛观熙

来源:

浙江在线·旅游新闻网

2015年12月07日 13: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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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观熙,中国钱币学会理事,浙江省钱币学会理事。

  【摘要】古代舟山不但是中国至日本、韩国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通往非洲、欧洲的重要航路,即举世闻名的“海上丝绸之路”,也称“海上茶叶之路”(简称“海上茶路”)。

  18世纪中期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茶国与茶叶出口国。通过植物学家到中国的引种,18世纪初,中国茶开始从英国的王公贵族向广大平民普及,直至遍布世界50多个国家,被称为“对人类的第五个贡献”。

  【关键词】舟山“海上茶路”茶种西徙

  一、 “海上茶叶之路”枢纽

  舟山历史悠久,素有“海上茶路”枢纽称谓,这是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当时中国茶叶、丝绸、瓷器等均产自江南一带,而舟山处于内江和外海的交汇处,从运河和长江而下的贸易船只进出海必经舟山,由于货物转运、给养补充、船舶维修、人员歇息的需要,舟山逐渐演变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一)明代舟山“海上茶路”

  明朝是一个物质高度发展的年代。明初期,朱元璋采取友好的睦邻政策,不断派遣使臣互相访问,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海上茶路渐兴。明代中期,西方的外国银圆开始悄悄流入中国。“永乐之初,四夷来朝,上顺许带土产互市,而恐奸民欺骗,有失远人向化之心,遵照国初事例,于浙江、福建、广东各设市舶提举司,以隶各布政司,随设正副提举、吏目之部、部颁行人专主贡夷交易,又有太监提举市舶司事”《明史·日本传》卷三二二。,负责对国外货物入境的监督、检查、征税、查禁工作。

  明清时期舟山“海上茶路”|当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商人先后来我国澳门、泉州、宁波、舟山等东南沿海地区经商。由于中国的商品尚处于自给自足的农业和手工业状态,对外来的商品需求不多。因此,西方船队携带着大批货物来华,除大部分采用物易物之外,其余部分的90%以上都是用黄金和白银来支付中国商品。由于中国商品价格低廉、外形美观,受到外国各个消费阶层的欢迎,因此,西方商人非常乐于购买中国的特产,特别是茶叶、丝绸和瓷器,是外商的首选。

  据考江南的茶叶出口,在11—12世纪就已经开始,明州港的茶叶输出要比广州港早半个世纪。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上),民国28年影印本。明代明州港的对外贸易航路,不但是东海海上茶叶、丝绸、瓷器之路,也是舟山的海上茶路。从明州港起航必然要通过舟山港口,其对外出口航行的海路主要有三条:第一条,从明州港始航,经舟山、普陀山至双屿港,从韭山横渡东海至朝鲜,或者至日本的五岛、长崎、博多、兵库、难波或坊律等地;第二条,自明州港南下,经舟山、温州、泉州、广州,过南海,再经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支线经菲律宾至印度尼西亚),横穿马六甲海峡,再经缅甸、印度、斯里兰卡、伊朗、阿拉伯,至非洲东海岸各国(支线进入红海和波斯湾,可抵达西南亚诸国);第三条,自明州港南下经舟山、广州到菲律宾的马尼拉,然后横渡太平洋到北美洲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再分别往南美洲的秘鲁、智利、阿根廷,以及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各国。

  明代舟山是通航日本、朝鲜的重要港口,也是海外贸易的主要商埠。《四明图经》载:高丽、日本、新罗、渤海诸国,皆由此(舟山)取道。正德年间,航行于舟山的商船多达1290余艘。其时,普陀山、沈家门以及马岙等港口,是日本商船待港的重要锚地,而普陀山“高丽道头”“新罗礁”等遗迹更是“海上茶路”的重要历史见证。仅景泰四年(1453),从日本抵达舟山的商船就有100余艘。往来舟山的日本商船先在普陀山莲花洋停泊,然后经明朝的官员迎检后进入沈家门港,有关接待部门赠送米、粮、酒、茶等食物后,由官船导航经定海驶往宁波。史载日本高僧空海禅师(774—835)在天台山留学、最澄禅师(766—822)来浙江访学,在回国时,两人曾先后将中国茶种、茶器以及制茶工艺,经过舟山带回日本。嘉靖二年(1523),由于日本贸易船在宁波发生“争贡”事件后,政府废除设在宁波的市舶司,拒绝与日本进行贸易,从此东南沿海倭患日益严重,海上茶路一度停顿。

  (二)清代舟山对外贸易

  清朝初年,政府在对外贸易的方针政策上,大体沿袭明朝统治者的做法,在新政权尚未稳固的最初几十年里,为防止郑成功、张煌言领导下的东南沿海人民的抗清斗争,清政府施行更加森严的海禁。“严禁商民下海交易,犯禁官民一律处斩”,对外贸易被严格禁止。顺治年间政府曾两次发布《迁界令》,命令从山东到广东的沿海百姓,内迁三十里,“以温、台、宁三府边海居民迁内地”。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平定台湾,为扩大对外贸易,增加财政收入,于次年颁布《展海令》解除海禁,一度放宽中国海船出海和对外贸易的限制,准许500石以下的商船出海贸易。

  康熙三十九年(1700),英国东印度公司专门派出监督率“特林鲍尔号”(Trunball),携带货物及10644英镑前来定海,要求长期设立商馆,商谈中英贸易事务,未果。随后,又有“麦士里·菲尔德号”(Maccles Field)、“孟买商人号”(Bombay Merchant)、“伊顿号”(Eaton)等商船先后到达舟山,与当地的商民进行贸易。康熙四十年(1701),东印度公司有5艘商船来定海采购珠茶,其中,“萨拉号”携带资金50611英镑于7月6日到达舟山,后因采购数量不敷故赴宁波购买。11月24日,“特林鲍尔号”从舟山出发回伦敦,货物装满仓位,贸易价值达白银72872两……直至康熙五十年(1711),清政府虽然此前提高了关税,但是东印度公司仍有20多艘商船到达定海,双方贸易的货币金额估值高达68万两白银、40万英镑。[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1,中山大学1991年版。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腐败没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全面开放上海、广州、宁波、厦门、福州五城市为通商口岸,规定,“其五口船只装载货物,或互相往来,或往返外洋各口,均听其便”。自鸦片战争后,欧美等国的茶叶需求量剧增,1861年,通过“五口”出口的茶叶2177吨,到1893年已达11128吨。姚国坤、张莉颖、吕志鹏:《中国清代茶叶对外贸易》,澳门民政总署文化康体部,2007年第76—77页。其时,浙江一省的茶叶出口数量,已经占到全国茶叶出口量的90%以上。1915年,宁波出口的绿茶达12万担,在短短的时间内宁波超过杭州跃居浙江第一。

  二、舟山茶种植物西徙

  茶叶、丝绸、瓷器是中国对世界物质文明最卓越的三大贡献,曾经影响了世界的经济与文化。自从15世纪新航线被开辟以后,满载茶叶、丝绸、瓷器的商船,通过“海上茶路”从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回到欧洲。与此同时,大量的茶种、梅花、玉兰、牡丹这些中国常见的植物及花卉,也随之进入欧洲贵族的视野。

  1835年出版的《中国和东方贸易》一书,记录中英两国每年的茶叶贸易额达数百万英镑,并翔尽地罗列了1834年中国对英国的进出口商品:茶3200万磅,1846年,英国进口茶叶5650万磅,1922年为41900万磅。生丝133.3万磅,砂糖370万磅,肉桂234万磅……英国的茶叶需求量急剧增加,这让不能种植茶叶的英国遭受了巨大的贸易逆差。英国人为了应付窘局,一边寻找可以使中国人同样迷恋的产品——鸦片,一边也在积极研究并且到处寻找种植茶叶的方法。

  (一)英国植物学家:昆宁汉姆

  詹姆斯·昆宁汉姆(James Cunninhame,1665—1709),医生兼植物学家。昆宁汉姆是第一位来华的英国植物学家。康熙四十二年(1703),英国《哲学学报》发表了昆宁汉姆的论文,文章对他采集自舟山的70种标本进行了详细论述,这是英国最早描述中国花卉植物的文章,也是西方最早研究舟山植物的文章。《哲学学报》还发表了昆宁汉姆医生关于在舟山群岛搜寻茶树及检验结果说明,报告中说:被带到英国的三种茶叶,均出自同一种植物,区别仅在于生产季节与土壤不同而已……茶树是一种常绿植物,10月至来年1月开花,9—10月结果,因此出现同时采花又摘果的可能……这种植物适宜生长在干燥的沙土中、山坡上,还有在岛上一些未经过开垦的地方……在随后的几十年,英国的茶叶需求量几乎增长了1000倍,茶叶对于英国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二) “植物猎人”:福琼

  罗伯特·福琼(Rorbert Fortune,1812—1880),英国植物学家,因在海外发现并引进大量的珍贵稀有植物,被人们称为“植物猎人”。1843年2月16日,福琼搭乘“鸸鹋号”离开伦敦前往中国。福琼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在舟山的经历。在一家小旅店的花园里,他发现一株从未见过的茶树。他刚准备想爬墙进去,突然醒悟到自己早已是一身中国人的打扮。于是,他们一行从容不迫地走进客栈,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来,点了酒菜。吃完饭以后,福琼又慢条斯理点上中国烟斗,对店主说:“这些花和树真漂亮,我从海边来,在那里看不到这些花草,给我一些种子吧。”善良的当地店主立刻满足了他的要求。这就是茶树种子。他还从舟山、宁波等地获取到大量的茶树标本。1851年2月,他通过海运,将23892株茶树苗和大约1.7万颗茶树种子运送到印度,进行种植培养;同时,还从福建带走8名中国制茶工人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帮助培育和加工茶叶,印度及斯里兰卡茶叶产业兴旺发达。

  1862年,福琼回到英国,将在中国的经历写成了四本书:《漫游华北三年》《在茶叶的故乡——中国的旅游》《曾住在中国人之间》《益都和北京》。福琼这些描写东方的著作畅销不衰,但他不可磨灭的功绩还在于发现了120种新的植物种类。

  (三)其他学者

  1793—1794年期间,乔治·马戛尔尼勋爵(George Macartney,1737—1806)率领使团访华,行前,东印度公司的人嘱咐他,一定要多注意中国的茶叶,称价值很大,要求他能够设法引种回来。随后,马戛尔尼曾经多次到达舟山及东南沿海各地,引走的植物包括茶树、玉兰、紫玉兰、草绣球以及牡丹等。之后,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西方植物学者来到舟山,或者经过舟山进入内地,获取西方没有的茶种及花卉植物。通过“海上茶路”,大量的中国花卉植物西徙欧洲以及世界各地,盛开在当地,装扮着人类美好的生活。

  三、结论

  中国茶叶、丝绸、瓷器通过近代舟山“海上茶路”而外传播,丰富了各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茶叶成为西方国家除咖啡以外的最主要饮料。沿着“海上茶路”,中国古代的发明与科学技术,如火药、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等从海路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时,外国的各种特产、动植物和经济作物等不断传入中国。人类通过海路所进行的科学技术、生产资料、发明创造等相互交流,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人类历史的不断进步。

  1820年之前,中国依靠茶叶、丝绸、瓷器等物品,GDP一直占据世界第一位,是西欧10多个国家GDP总和的3倍。正是有茶叶这样的硬通货,清政府才得以立足世界,吸引全球的贸易者。舟山双屿港国际贸易虽然时间短暂,但在当时发挥着多种功能,更是经济意义上的集散中心。葡萄牙人借此将贸易路线延伸到了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区域,不但让他们获得了中国的产品,而且还与日本、琉球等国的贸易建立了直接联系。“海上茶路”把世界各国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条连接亚、非、欧、美各国的海上大动脉,史料证实,舟山“海上茶路”在我国近代史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将被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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