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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在“海上茶路”中的特殊地位竺济法竺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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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在线·旅游新闻网

2015年12月07日 13: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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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文化、家谱专家,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炎黄家谱传记工作室主编。

  【摘要】“海上茶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梳理“海上茶路”启航地宁波在其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宁波“海上茶路”地位

  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与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013年12月13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海上通道互联互通建设,拉紧相互利益纽带。

  2014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

  2014年9月12日,国务院又颁发了《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并提出了2014—2020年《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该规划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11个省、市的39个城市。“长江经济带”是“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延伸。

  茶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元素。长江经济带既是“一带一路”“万里茶路”中的茶叶产地也是水陆运输通道。作为宁波的茶文化学者,笔者一直关注“一带一路”中的茶文化元素,尤为关注“海上茶路”。

  “海上茶路”在“海上丝路”中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如果说中国茶文化是连接世界各地人民友谊的枢纽和桥梁,是影响世界的文化软实力;那么“海上茶路”则在茶文化传播中占首要地位。而宁波作为历史悠久的茶叶、茶具产地、海上茶路启航地,在“海上茶路”中具有特殊地位。

  一、 “海上茶路”具有独特的人文事迹,很多重要事迹发生在宁波

  由于茶文化赋予的特殊人文关系,与瓷器、丝绸等各类出口商品不同的是,“海上茶路”具有详细的代表人物、时间、国别等。

  唐贞元二十一年(805),日本高僧最澄(767—822)到天台山等地学佛回国时,将天台山、四明山茶籽带回日本,在日本多处播种,其中,京都比睿山麓的日吉茶园延续至今,为日本最古茶园。这是中国茶种输出海外的最早记载。

  宁波在“海上茶路”中的特殊地位|最澄来去中国,均从明州(今宁波)上岸、下船,并先后在宁波寺院挂锡小住,明州、台州府颁发给他的度牒,简称《明州牒》,至今仍保留在日本,被尊为国宝。

  茶籽播种的滋贺县近江坂本日吉茶园

  唐大和二年(828),新罗(今朝鲜半岛)使者金大廉将唐政府赠送的茶籽带回新罗,植于全罗道智异山,为当地种茶之始。

  唐、宋时代,日本在最澄之后,曾有多位高僧来中国学佛传茶,如永忠、空海、荣西、希玄道元、圆尔辨圆、南浦绍明等,都从明州出入。尤其是荣西,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绍熙二年(1191),两次从明州入宋学佛。第二次在华学习4年多,其中,两年多随师傅虚庵怀敞在明州天童寺修行。除了在佛教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对陆羽《茶经》和中国茶文化也颇有研究,所著《吃茶养生记》是日本第一本茶文化专著,被尊为日本“茶祖”。

  清光绪十九年(1893),俄国皇家采办商波波夫邀请宁波茶厂副厂长刘峻周,带领11名技工,携带大量宁波茶籽、茶苗,经海路到当时俄国的藩属国格鲁吉亚种茶,并取得成功,开独联体植茶先河,人们至今习惯将当地的红茶称为“刘茶”,刘峻周被尊为格鲁吉亚的“茶叶之父”“红茶大王”,沙皇及苏联政府曾对他进行表彰。

  日本高僧、荣西弟子希玄道元,在日本茶文化中也占有一定地位,其弟子2008年在宁波市三江口树立“道元禅师入宋纪念碑”与翌年建立的“海上茶路”启航地主题景观相邻。南宋来杭州径山寺学佛的日本高僧南浦绍明,师从宁波象山籍高僧、径山寺住持虚堂智愚9年,师徒情深。他回国时不仅带去了径山寺的茶种和种茶、制茶技术,同时传去了供佛、待客、茶会、茶宴等饮茶习惯和仪式,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发展。

  二、 “海上茶路”留有难得的、丰富的水下茶文化遗存

  “海上茶路”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沿海航线水下留有丰富的茶文化遗存。这些茶文化遗存,犹如璀璨的珍珠散落在通往世界各地的航道上,其中不乏带有上万件瓷器、茶具的沉船。

  1998年发现的印度尼西亚勿里洞海域的“黑石号”沉船,是一艘9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沉船,携带有唐“宝历二年(826)”铭刻的长沙窑茶碗等。通过水下考古,发掘出水瓷器6.7万余件,其中,绝大部分是长沙窑瓷器,并有越窑精品250余件。

  1987年,广州救捞局与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在阳江海域寻找东印度公司沉船时,意外在一艘宋代商船中打捞出200多件瓷器。该船被命名为“南海一号”。2000年,考古部门对“南海一号”正式展开调查,并于2007年正式打捞。经过7年的保护性打捞,至2015年年初,“南海一号”舱内超过6万件南宋瓷器重见天日,其中不少是各类精美茶具。

  2008年,宁波水下考古队在象山县石浦镇渔山列岛海域,发现一艘满载陶、瓷、铜、锡、木以及宁波特产梅园石的木质远洋商贸运输船,该船大约在清代道光年间沉没,被定名为“象山小白礁Ⅰ号沉船”,从中打捞出大量精美青花瓷碗。

  “海上茶路”不仅留有大量茶具,还留下了珍贵的茶叶遗存。1745年9月12日,满载2388捆瓷器、2677箱(370吨)茶叶、19箱丝绸的瑞典“哥德堡号”商船,从广州出发,在茫茫大海上历尽艰险,数次逃脱海盗追击,没想到最后却在离家门口——哥德堡港900米左右的海域沉没了。1984年,从“哥德堡号”上打捞出大量瓷器、茶具,令世人震惊的是,由于包装密封,在海底深藏200多年的茶叶依然散发着清香!

  三、宁波被公认为“海上茶路”启航地

  目前宁波、泉州、漳州、蓬莱、扬州、福州、广州、南京、北海9个沿海、沿江城市,正在联合将“海上丝绸之路”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宁波是重点城市之一。

  与“海上丝路”一样,“海上茶路”同样是由多个沿海、沿江城市组成的,但启航地或称始发港只有一个。非常难得的是,宁波作为“海上茶路”启航地,早在2007年就得到了海内外茶文化专家、学者的确认,此后又两次举办“海上茶路”研讨会,并于2009年建立“海上茶路”启航地主题景观。

  2013年4月24日,在宁波举行的“海上茶路·甬为茶港”研讨会上,90多位海内外专家、学者,一致通过《“海上茶路·甬为茶港”研讨会共识》,确认宁波是中国历史上输出茶种年代最早、时间最长、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港口。当代宁波港仍是主要茶叶及瓷器(包括各种茶具)出口港,近年每年出口茶叶12万吨左右,约占全国茶叶出口量的1/3。

  四、“甬为茶港”可打造成具有国际特色的城市品牌文化

  2011年,根据“杭为茶都”的成功经验,宁波学者基于古今宁波港大量出口茶叶及茶具,提出了“甬为茶港”的新概念,得到了茶文化学界的认同,全国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周国富,富有建设性地指出:“杭为茶都”与“甬为茶港”珠联璧合,是浙江乃至中国茶文化的两张金名片,各有优势。

  一些人也许会认为,宁波作为国际著名的“东方大港”,如果冠名“甬为茶港”突出宣传,是否会削弱或影响宁波港的地位?

  笔者以为这一担心是多余的。港口与城市一样,一般都不是单一的定位,而是全方位、多功能的,如宁波目前就有多种称号——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和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副省级计划单列市、具有制定地方性法规权限的“较大的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公众首选宜居城市等,这些荣誉都是累积或递进式的,并不会因为某项荣誉而影响城市的其他定位。

  城市如此,港口亦如此。宁波港是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理想中的“东方大港”,是我国古代“海上丝路”的主要港口。当代港口发展迅猛,目前集装箱吞吐量在国内港口中名列前茅,居世界同行前十位。将其冠名为“茶港”,或称“甬为茶港”,不妨看成是港口的一项功能,并不影响整体地位。如果将宁波港比作全能冠军,类似的“茶港”或其他“某某之港”,则可视为单项冠军,可谓锦上添花,多多益善。

  “杭为茶都”, “甬为茶港”;“海上茶路”,宁波启航。目前“杭为茶都”已在海内外形成品牌效应,产生巨大影响,“甬为茶港”尚不能与之同日而语,但笔者对“甬为茶港”的未来充满信心。宁波作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从文化视角来看,“甬为茶港”是其独特的、最具国际性的城市文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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