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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地茶的发生及茶业的发展
兼论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启示

作者

夏虞南

来源:

浙江在线·旅游新闻网

2015年12月07日 13: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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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虞南,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专业在读博士生,清华大学茶文化协会会长。

  【摘要】茶树及饮茶习尚的起源,是茶文化研究界的一大公案。陈珲发表的系列论文强调杭州湾地区是茶文化起源地暨茶树起源中心,而田螺山河姆渡文化遗址人工栽培茶树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也佐证了这一观点。越地的茶业有悠久的历史,尤其是唐代和宋代,茶叶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并随海上丝绸之路走出国门。越地茶树的早期种植,以及后来茶叶贸易的发展,需要结合越文化半农耕半海洋的特征进行理解。“一带一路”战略下,茶文化的传播与茶叶贸易的推进,离不开开放、包容的心态,离不开立足区域又超越区域的视野。

  【关键词】越地茶茶业“一带一路”

  本文所指称的越地,主要是指作为地域文化的越文化的核心范围,即历史上的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新昌八县,相当于今天绍兴市的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以及杭州市的萧山区、宁波市的余姚市。同时,我们也照顾到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如明州(即现在的宁波地区)是在唐开元二十六年(738)从越州独立出来的,在此之前自然也属于狭义的越地的范围。本文之所以以越地为考察中心,一者在于越地的茶文化有悠久的历史,甚至目前所见最早的人工栽培茶树也是在此发现的;二者在于越地的茶叶贸易具有典型性,越文化有半农耕半海洋的特征,对当下“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具有启发意义。

  一、越地与茶树及饮茶习尚起源的公案

  关于茶树及饮茶习尚的起源问题,学术界向有异辞,成为茶文化研究的一大公案。陈珲先生于1992年发表《饮茶文化创始于中国古越人》一文,率先指出饮茶文化起源于越地。陈珲:《饮茶文化创始于中国古越人》,载《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该文指出早期茶文化分布范围与百越文化分布范围的叠合,将茶文化与越地的史前考古发现相联系,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但其论证多基于推测,尤其是相关文字学、语音学解释存在较大问题,所提及的考古发现也难以作为令人信服的确据。此后,陈珲先生的观点在《浙江茶文化史话》《中华茶文化寻踪》等著作中续作阐论。

  时隔十年,陈珲先生发表《跨湖桥出土的“中药罐”应是“茶釜”辨》陈珲:《跨湖桥出土的“中药罐”应是“茶釜”辨》,载《中国文物报》2002年7月12日。《从杭州跨湖桥出土的八千年前茶、茶釜及相关考古发现论饮茶起源于中国吴越地区》陈珲:《从杭州跨湖桥出土的八千年前茶、茶釜及相关考古发现论饮茶起源于中国吴越地区》,载《农业考古》2003年第2期。等文,根据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存有煎煮过的植物茎枝的绳纹陶釜,指出这实际上是茶与茶釜,作为茶史上可确认的最早的煎茶和茶具,已确凿地将中国饮茶之始至少推前到8000年以前。作者还分析了河姆渡遗址中距今7000年的茶与打茶筒以及距今6000年的崧泽文化擂茶钵及擂茶。作者所提及的茶和茶釜,不少学者认为是中药煎煮的遗存,茶与药有密切关系,中药说与茶说实际上也是相关联的。遗憾的是这两种说法都只是限于推测,至少陶釜所存植物茎枝与现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茶树并非一类植物。而且,作者将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以及崧泽文化所出器物定位为与茶有关的用具,证据并不充分。

  越地茶的发生及茶业的发展|此后陈珲先生于《茶叶》2005年第3期发表《杭州出土世界上最早的茶树种籽及茶与茶釜》一文,根据跨湖桥遗址T0510探方的第七层所发现的茶种籽,证明世界上有茶属茶树种至少在8000年以上,比已知最早的云南2700年树龄的野生大茶树,大大提早了5000多年。陈珲:《杭州出土世界上最早的茶树种籽及茶与茶釜》,载《茶叶》2005年第3期。在此前后,该文的主要观点又发布于《倡导茶为国饮、打造杭为茶都——高级论坛论文集》《茶业通报》《杭州通讯》《上海茶叶》等处。该文注意到跨湖桥遗址所出被鉴定为“茶”的植物,对于佐证作者的旧说无疑是有利的。不过这一种籽属于孤例,虽然《跨湖桥》考古报告暂定其为“茶”,但其是否为茶籽以及是否属于栽培茶树仍有待进一步研究。有学者便提出激烈的反对意见。就在同一期刊物上,游修龄先生发表了《随心所欲的茶文化“考古”和“论证”》游修龄:《随心所欲的茶文化“考古”和“论证”》,载《茶叶》2005年第3期。、潘根生先生《对追溯杭茶源的几点质疑》潘根生:《对追溯杭茶源的几点质疑》,载《茶叶》2005年第3期。、虞富莲先生《评陈珲的杭州茶树起源中心说》虞富莲:《评陈珲的杭州茶树起源中心说》,载《茶叶》2005年第4期。、林乾良先生《热心有余立论不足》林乾良:《热心有余立论不足》,载《茶叶》2005年第4期。,包括后来杨海中先生的《擂茶与客家擂茶考论》杨海中:《擂茶与客家擂茶考论》,载《农业考古》2014年第5期。,均对陈氏的观点提出质疑。这些文章从材料的使用甚至学风上提出较为激烈的意见,这些意见大多有启发意义,但由于存在主观倾向,批评并不主要围绕问题的关键——出土“茶”籽展开,因此结论也值得商榷。

  2012年,陈珲先生又发表《六千年前世界最早茶树:再证“杭州湾地区是茶文化起源地暨茶树起源中心”》一文,引述了浙江余姚田螺山河姆渡文化遗址的最新进展,再度验证其“杭州湾地区是茶文化起源地暨茶树起源中心”。陈珲:《六千年前世界最早茶树:再证“杭州湾地区是茶文化起源地暨茶树起源中心”》,载《农业考古》2012年第5期。田螺山遗址的重要发现于2008年已通过媒体披露。201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又在杭州联合召开发布会,宣布经中日两国专家多年综合分析和多家专业检测机构鉴定,在田螺山遗址发现的山茶属树根是迄今我国境内考古发现的最早人工种植茶树的遗存。最新的研究表明,从树根形态、解剖结构、茶树特征性化合物——茶氨酸含量等三个方面综合鉴定结果,断定这批树根为山茶属茶种植物的遗存;而且这些茶树成片扎根于人工挖掘过的熟土浅坑,基本可以排除其自然生长的可能性,应属于先民在此人工种植树木的遗存。可以说,这一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对陈珲先生观点极有力的支持,尤其是验证了其河姆渡文化时期已有茶的推论。

  总体而言,陈珲先生在提出“杭州湾地区是茶文化起源地暨茶树起源中心”之初,其研究成果实际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如文字学、语音学的旁证并不确切,如所谓“茶图腾”参见陈珲、吕国利:《茶图腾的证明:中国茶文化萌生于旧石器时代早中期》,载《农业考古》1999年第2期。的概念证据并不充分,如将视野局限于杭州湾地区,如对“茶”的概念的使用存在一定程度的混淆,再如对一些考古发掘器物的认识存在较多推测成分。但伴随着近年来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相关考古发现的增多,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陈氏之说。陈氏区分“生物的茶”与“文化的茶”以及“茶叶的茶”与“非茶叶的茶”,也是值得重视的。

  正如庄晚芳先生所说,茶叶原产地的探讨是科学问题,决不可采用“坐井观天”“瞎子摸象”的做法或虚无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庄晚芳:《中国茶史散论》,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从上述公案的进展可以看出,真理愈辩愈明,不同学科的学者应摒除门户偏见,通力协作;考古学在茶叶原产地问题的探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相关研究需要基于对考古发掘材料的客观认识,过度阐释很有可能会偏离正常的轨道;目前的材料支持越地是最早人工栽培茶树的区域,但我们不能排斥将来会有新的材料提供新的认识;印度和云南地区确实有大量野生茶树遗存,但人工栽培茶树与饮茶习尚才是茶文化的开端,需要予以区别。总之,我们不但需要动态地把握不同时期茶文化的具体内容,也要宏观考察世界范围内茶文化的发生与发展。相关的研究和讨论还要继续下去,在关注田螺山遗址茶树遗存的同时,也要综合考察越地考古学文化的总体面貌和历时变化,将茶文化置于越文化的视野中考察。

  二、古代越地茶业的发展

  虽然考古发现表明越地可能是最早栽培茶树并饮茶的地方,但由于越地的文化经历多次嬗替转型,文献记载亦语焉不详,故越地茶文化的发展脉络并不清晰。陆羽在《茶经·四之器》《茶经·七之事》和《顾渚山记》中,引述了《神异记》所载余姚人虞洪瀑布山遇丹丘子获“大茗”之事。这一越地人士获大茗的传说,陆羽颇为重视。该处记载所指涉的时代,学者多认为在西晋。南朝刘宋的刘敬叔在《异苑》中记载嵊州有人“好饮茶茗”。上述记载虽系传闻,但仍可窥及越地茶文化的底蕴。

  经过六朝的持续开发,越地的社会经济到唐代已经发展到一定高度,茶的种植和贸易也有长足进步。唐代越州的茶和碗被写入陆羽的《茶经》,被奉为上品。尤其是中晚唐之后,越地茶业发展迅速。越地的茶树种植也逐渐普遍,并已进行苗圃化种植,孟郊有诗云:“菱湖有余翠,茗圃无荒畴。”孟郊:《越中山水》,《全唐诗》卷三七五。章孝标写道:“藕折莲芽脆,茶挑茗眼鲜。”章孝标:《思越州山水寄朱庆余》,《全唐诗》卷五〇六。诗僧皎然在越地也写下不少茶诗,饮茶习尚在越地颇为流行。

  “安史之乱”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安史之乱”之后,陆上丝绸之路受到一定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海上贸易的发展,从越州分出的明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除了海上交通与陆路交通,江河也是越地沟通四方的生命线。所谓“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转载使岁运米二万石输关中,皆自通济渠入河而至也” 《唐国史补》卷下。,越州至四周各州、县都有顺畅的水陆交通,进而北可以至中原和关中,西南可以至江西和岭南,东可以至海外,这为越州的商品往来提供了便利条件。中晚唐以后,越地茶业贸易的兴盛,与此大背景有关。

  在宋代,越地的茶业已名动天下。会稽日铸岭所产日铸茶、山阴卧龙山所产卧龙茶均著称于世,尤其是日铸茶(又名“日注茶”),欧阳修谓“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注第一”欧阳修:《归田录》卷一。。南宋时期生产愈加专门,绍兴府产茶居全国之首。“会稽山茶,以日铸名天下。”宋嘉定《剡录》卷十《草木禽兽诂下·茶品》。对茶情有独钟的陆游曾说:“嫩白半瓯尝日铸。”陆游:《山居戏题》。越中除了日铸茶,尚有其他优良茶种。嘉泰《会稽志·日铸茶》云:“今会稽产茶极多佳品,唯卧龙一种得名亦盛,几与日铸相亚。”当时绍兴府八县每岁茶的批发、住卖情况是:会稽批发23320斤,住卖920斤;山阴批发7700斤,住卖6410斤;嵊县批发200斤,住卖5040斤;诸暨批发无,住卖6130斤;萧山批发100斤,住卖6850斤;余姚批发14600斤,住卖300斤;上虞批发600斤,住卖600斤;新昌批发无,住卖450斤。宋嘉泰《会稽志》卷五《课利》。《宋会要辑稿》载绍兴三十二年(1162),绍兴府产茶总计38.5万余斤。在唐代,越地的茶叶质量尚是一般,而随着市场的需要和技术的优化,茶这种经济作物在越地的种植越加普遍。

  伴随着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越地茶业日趋繁盛。茶叶当时除了作为大宗批发,亦有零售,如陆游《秋兴》写道:“溪姑负笼卖秋茶。”陆游:《秋兴》。《春晴自云门归三山》记载:“人卖山茶先谷雨。”陆游:《春晴自云门归三山》。总之,商品交易在当时十分活跃。诸如茶肆这样的专业店铺在此时期大量涌现,陆游的笔下写到“谷雨茶香院院夸”陆游:《闲游》。,“山店煎茶留小语”陆游:《酬妙湛阇梨见赠妙湛能棋其师璘公盖尝与先君》。。“野店茶香迎倦客,市街犬熟傍行人”陆游:《肩舆历湖桑堰东西过陈湾至陈让堰小市抵暮乃归》。,成为当时的一道景观。为适应市场的需要,针对大量流入市场的农副产品,越地兴起了茶市这样的专业性的市场,陆游有诗云“兰亭之北是茶市”陆游:《湖上作》。,“兰亭步口水为天,茶市纷纷趁雨前”陆游:《兰亭道上》。。茶更广泛地向市民阶层渗透,所谓“旋篝新火试新茶”陆游:《云门道中》。,饮茶习尚更为普遍。

  明代越地的两大奇才——徐渭和张岱均精于品茶与茶艺,如徐渭在《煎茶七类》中从人品、品泉、烹点、尝茶、茶宜、茶侣、茶勋等方面对茶艺进行解说,而张岱在《陶庵梦忆》等著作中对茶事、茶理、茶人亦多有记述。明清时期,越地的市镇呈专业化、区域化、规模化的趋势发展,茶市便是其中典型。越地的茶叶种植进一步发展,并形成“平水茶区”,盛极一时。茶叶广泛外销,京城牙行“越所贩茶,每岁盖计三万金也”明万历《绍兴府志》卷一〇《物产志》。。清末,平水茶区首创茶栈,茶业进一步专业化,并有大量茶叶运销海外。

  三、越地茶业的出路及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启示

  越地茶业的兴衰轨迹,需要结合越文化“半农耕半海洋”参见叶岗等著:《越文化发展论》,中华书局2015年版。的特点进行理解。茶树栽培的肇端,需要建立在发达的农耕文化的基础之上。而越地自距今近万年的上山文化便有水稻栽培,稻作农业历经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而渐趋发达,是中国最早萌生农耕文化的地区之一。中国目前最早的人工栽培茶树发现于河姆渡文化遗址,虽出乎人们意料,但并非偶然。相传神农氏是农耕和茶树栽培的始祖,河姆渡文化时期正与传说中神农氏的时代大致相当。越地的农耕文化绵延不绝,这奠定了越地茶树栽培持续发展、不断优化的基础。而越文化自发生之初,便具备了海洋性的特点,与此衍生的开放性特征及重商精神,促成了越地茶贸易的繁兴。越地是中国茶业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走出去的重要窗口,也是中国茶业兴衰浮沉的缩影。

  唐代是茶叶走出国门的重要时期。自唐开元年间从明州越州独立出来,在宋元时期成为著名的港口,是沟通中外的重要纽带,越地的茶叶、茶具也逐渐远销海外。然而,明清两代的海禁政策实际上极大束缚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不过在这期间的茶叶外销并非一片沉寂,正德、嘉靖年间,日本商船到宁波、绍兴互市,向日本输出的商品中茶叶亦为大宗。

  自1610年揭开中国与欧洲海上茶叶贸易的序幕之后,中国的茶叶源源不断地向世界各地输送。在鸦片战争前夕,茶叶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也为后来欧美列强的利益争夺埋下了伏笔。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伴随外国资本主义大肆掠夺农产品原料的是一般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商品生产率提高,农民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农业生产专门区域逐渐形成。在越地,表现最为强烈的是茶的种植。平水珠茶享誉已久,曾大量出口美、英、法等国。光绪元年(1875),绍兴茶商在上海设茶行,与英商怡和洋行共营出口平水珠茶,由宁波船运上海出口,销往欧美各国。平水茶区年产量12万—13万担,最高出口量为20万担。卓贵德等:《绍兴农业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85页。在1888年上海茶业出口额中,平水茶几乎占到了总产量的一半。英国总领事许士作的1888年度上海贸易报告,引自李必樟编译:《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736页。然而,由于工艺、经营等方面的缺陷,随着印度、美洲、非洲等新兴产茶区的崛起,以及外商操作等原因,平水茶的生产与销售逐渐进入瓶颈阶段。有人指出,“不独绍属社会经济之舒困,全视茶业兴衰为转移,即本省之繁荣,亦奠基于此。是以茶业关系社会民生,至为深巨!近年平水茶业,亦随世界经济恐慌之潮流,日趋衰落;同时受新兴产茶国竞销之影响,销路渐短,对外贸易遂一蹶不振,农村经济亦濒于破产之境”傅宏镇:《平水茶业衰落原因及制造上缺点之检讨》,载《浙江建设月刊》1937年2月。。在民国时期,对茶等经济作物的改良及出路探寻,始终是整个浙江省经济建设的重要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越地茶叶的对外贸易得到迅猛发展。绍兴地区茶叶的产量占全省1/3、产值占全国1/10,是全国最大的龙井茶原产地保护区域之一,加工出口珠茶占我国珠茶出口量的80%以上,是全国重要的产茶地市,有“绿色茶都”之誉。据绍兴网报道,2015年上半年绍兴共出口茶叶1099批、50206.6吨,货值13607.0万美元,与2014年同期相比,出口数量净增加4803.4吨,金额净增加657.5万美元,增幅分别达10.6%和5.1%,量值同步增长,为近6年来上半年首次达5万吨,贸易国遍及59个国家和地区。在新形势下,越地的茶业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

  正如周国富先生指出的,“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是复兴中华茶文化、振兴中国茶产业,建设中国茶业强国的新的历史发展机遇。周国富:《“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战略中的茶与茶文化》,载《茶博览》2015年第7期。越文化所具有的半农耕半海洋特征,是对中国文化整体特征的补充。越地是越文化向海洋扩张的前沿阵地,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从世界范围的历史来看,在20世纪以前世界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长期居于支配地位。沈冬梅:《“一带一路”战略下的茶文化》,载《茶博览》2015年第3期。而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背景下,茶文化以及茶贸易面临新的机遇。考察越地茶业的发展及走向,有助于总结中国古代茶叶走向世界的经验以及预判中国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新形势。

  唐代和宋代越地茶业之所以兴盛,与开放的商品贸易分不开,日本、韩国等国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学习并接受中国的茶文化。而明清的海禁政策事实上限制了越地茶业贸易的发展,闭关锁国最终导致落后挨打,原本占据主动的茶叶贸易反而逐渐丧失主动权。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越地茶业得到迅猛发展,这与越文化本身所有的海洋性与开放性被激活有关。在“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一方面我们要立足于中国茶文化的根本,发扬茶文化的内在精神,让茶叶在新时代继续扮演文化使者的形象;另一方面我们要立足于现有的茶贸易市场,借“一带一路”的东风开拓新的海外市场。无论是越文化的半农耕半海洋特征,还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开放、包容的心态始终是题中之义。“一带一路”战略下茶文化的传播与茶贸易的推进,也同样离不开开放、包容的心态,离不开立足区域又超越区域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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