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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的研究以及实践

作者

周重林

来源:

浙江在线·旅游新闻网

2015年12月07日 13: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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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重林,学者,中国茶业新复兴计划项目召集人,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微刊《茶业复兴》出品人。

  【摘要】茶马古道是指以茶为传播、贸易和消费主体,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手段而形成的文化、经济走廊,还是一个文化符号和一项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对茶马古道的研究涉及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民族文化等多层面内容,借讨论研究茶马古道文化的方法、思路以及实践经验,进而阐明其对于建构中国的文化和民族的意义。

  【关键词】茶马古道文化思路方法实践

  一、茶马古道作为学科的一种努力与尝试

  过去的20年里,“茶马古道”这一概念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由最初的一个学术命题演化成流行的文化符号和一项大型的线性文化遗产。周重林、凌文峰:《茶马古道20年:从学术概念到文化符号》,载《中国文化遗产》2010年第4期。

  近5年来,一个新的现象是茶马古道的研究不再仅仅以学者的研究兴趣和旅游的体验为主,不同的政府部门、机构都广泛地参与到茶马古道的保护、开发及宣传中。

  2010年6月,中华遗产普洱论坛在云南普洱召开,此举被普遍看作是国家层面保护茶马古道的开始,其后发表的《普洱共识》实际上是再次定义、划分了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中国西部地区以茶马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古老商贸通道,不仅是经济交往的通道,也是文化的桥梁,对中国西部边疆地区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这是来自学界和政府的共识;另一方面传统茶马古道研究的着力点和重心在以滇、川、藏为主的西南区域,即学界称为茶马古道“大三角”的核心区域,而这次定义范围则涉及整个西部。

  2012年,茶马古道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云南、贵州、四川多处茶马古道遗迹入选,茶马古道正式成为一项大型文化遗产。

  茶马古道的研究以及实践|20余年前,茶马古道提出的一个背景是,由西北丝绸之路带来的西南丝绸之路逐渐成为热门课题,但概念提出者木霁弘等人在中甸做语言调查时发现,“丝绸”无法作为西南贸易主体。他在其后研究中启用“茶”作为西南贸易的研究主体,用“茶”去关照与此相关的文化、经济现象,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视野和格局。木霁弘:《茶马古道考察纪事》,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四川学者刘弘比较了茶马古道和西南丝绸之路两者近20年的研究成果,发现无论是出版物还是关注度,茶马古道都比西南丝绸之路取得的成就更大,而茶马古道的整体概念的影响力甚至远远超过了有100多年历史的丝绸之路。参见刘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研究方式的比较和借鉴》,载国家文物局、云南省文物局主编:《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保护论文集》,云南科技出版社2011年版。在话语权上,这意味着本土的概念(茶马古道)战胜了外来的概念(丝绸之路),这也成为许多茶马古道研究者的动力之一。

  2011年4月27—29日,甘肃省康县举办了西北地区的首场茶马古道学术研讨会,宣告西北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正式启动。会议认为,西北茶马古道的研究将会“丰富中国茶马古道文化,完善中国西部茶马古道研究体系”。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丝绸之路还是茶马古道,除了茶和丝绸这两个贸易主体不同外,其他主体某些方面是一致的,比如对道路(交通网络)的主体研究,几乎同出一辙。厘清此点,有助于对两者做更深入的研究,而很多人在这里往往走入误区。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西南片区的正史文献并不如西北翔实,这使得西北茶马古道研究更注重史料里的茶马互市,而西南更侧重田野调查,这是一种有效的互补和有趣的对照与互动。

  茶马古道的研究群体,主要以云南学者为主。云南是茶的原产地,云南以及西南众多的少数民族构成、独特的地理地貌都为茶马古道的研究提供了先天的优势,加之云南大学有着悠久的边疆史地学和民族学的传统,这些都为茶马古道研究的后期发力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自从1990年木霁弘、陈保亚、李旭等人发起“滇川藏文化大三角考察”以来,对茶马古道的考察从未间断。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所于1997年成立后,2011年改为云南大学茶马古道文化研究中心,是中国高校中唯一一家以“茶马古道文化”研究为主的科研单位,近年来主持、参与了2009年茶马古道“大西北考察”、2010年“茶马古道命名20年”大环绕考察以及2011年茶马古道“经济文化走廊”考察等项目。

  2011年3月21—27日,在云南大学召开的“茶马古道与桥头堡:通达世界的中国文化经济大通道”学术研讨会上,与会的200多位专家、学者从不同领域阐发了建设“茶马古道学科”的可行性,建议把茶马古道提上学科建设的日程。

  二、茶马古道作为世界遗产的研究方法、思路以及实践

  在给国家文物局的《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研究报告》中,我们给出“茶马古道作为世界遗产”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具体而言,就是把茶马古道物质遗产部分分解为三大块:第一部分为茶产区域,第二部分为中转区域(也是途经区域),第三部分是消费和储藏区域。

  在茶产区域,以茶作为主体核心要素,很容易形成共识。作为世界茶原产地的云南,不仅是当下中国产茶量最大的区域,也是当下茶文化最为活跃的区域,以普洱茶和滇红为代表的云南茶,牵动着茶马古道的活基因;而四川则是中国茶文化的源头和传播之地,丰富着汉语中茶文化的精神要素。最为关键的还是在这两地,存在数量众多的古茶园,对任何一位研究者来说,这都是莫大的研究宝库。滇、川、藏区域是多民族饮茶史的最初接触之地,也是人类饮茶史的见证之地。

  我们可以用云南茶园景迈山作为例子。2009年,景迈山启动申请国家“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公布,这是第一次出现茶园作为“国保”名录单列的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公布的还有遍布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与茶相关的茶马古道。无论如何,这已经意味着拿到了申请世界遗产名录的入场券。2014年,普洱市正式启动了景迈山古茶园的“申遗”程序,申报的是文化景观类遗产。

  景迈山古茶园“申遗”之路,可以参考的案例有阿曼的乳香之路(2000)和以色列的熏香之路(2005)。乳香(frankincense)是一种由橄榄科植物乳香木产出的含有挥发油的香味树脂,古代用于宗教祭典,也当作熏香料(制造熏香、精油的原料)使用,也是中药的一种外科和内科药材,用于止痛、化瘀、活血。

  乳香贸易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在于它符合世界文化遗产六个标准中的标准三和标准四。乳香在古代是一种极昂贵、奢侈的香料,在阿曼发现的考古遗址群中可以发现当时乳香香料生产和贸易的繁荣兴盛。同时,希什尔的沙漠绿洲、霍罗尔的货物集散地以及阿尔巴利迪都是中世纪时期波斯湾最典型、最著名的有防御工事的居民聚居地。乳香之路其实就乳香通往欧洲和近东的路线,今天在阿曼境内的4个遗址分别是盛产乳香的杜克河谷、出口乳香的霍尔罗港口、位于佐法尔省的巴利迪城以及保留了古代往来沙漠商队足迹的叙氏尔绿洲。茶叶和乳香、香料都以特定物质(乳香、香料)的远征为特点,带来沿途城镇的兴起,并对其他文明产生过重要影响。乳香之路和熏香之路都是跨国通道,但采用的是一国境内保护与申请模式,突出重点,以古遗迹为中心点再现了一条逝去的文化线路。

  包含景迈山古茶园在内的茶马古道是茶香之路,以茶为主体,延伸到其他国家,但我们同样可以采取境内核心保护带,也是传统茶马古道研究的核心区域,即“滇川藏大三角”,通过古遗迹(茶园、古镇、古寺院)之间线路来串联。

  乳香之路在申报的时候,明显有亲西方的倾向,比如特别提出乳香在《圣经》中出现的次数、凯撒大帝如何喜欢乳香等。茶传入西方后,对西方世界产生过重大影响,比如英国的下午茶会、中英鸦片战争(其实就是茶叶战争)以及波士顿倾茶事件等。茶叶推动着世界的文明进程,难点在于如何厘清这其中的关系。茶叶传播路线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其他区域。如陕西汉中区域,明代以来广泛种植茶,对后来茶叶格局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杨一清说,明成化年间(1465—1487),“各省逃移人民聚居栽植,茶株数多,已经节次编入版籍。州县里分,俱各增添,户口日繁,茶园加增,不知几处”,“新开茶园,日行月盛,漫无稽考;致使一园一畦者,课程已多,连山接陇者,课程顾少”。杨一清:《杨一清文集》(上),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7页。

  茶叶是中国传统农产品中商业化最为成功的案例,但因其独特的生长特性导致其很长时间内无法向北纬39°以北移植,这决定了茶叶必须从南方获得,这也正是茶叶远征特性和茶马古道的起源之一。

  过去的茶马古道研究,往往过分集中于史地交通网络考察,忽视了茶的主体要素,回到茶这一主题元素上,不难发现,只要古茶园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不容置疑,其他问题也将会迎刃而解。

  茶运输的中转区域(途经区域),至今有大量的文物遗址、遗存,诸如古镇、古道、古桥、古石刻、古寺庙,既是茶马古道繁荣的证据,也回答了茶马古道所创造的财富是如何消耗的。云南境内保存着数量众多的古道,在云南省文物局编制的《云南茶马古道申报第七批国保单位项目简介》中,共列出了总长349公里的古道,分布在西双版纳、普洱、大理、保山、临沧、丽江、香格里拉等区域,其他区域尚存的古道还有近200公里。丽江区域目前拥有的三个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玉龙雪山、三江并流都与茶马古道有关。丽江古城格局的形成,与茶马古道的贸易也有着直接的关系。

  不只是云南,林隽在《西藏归程记》记述:“理塘、巴塘、道孚、炉霍等集镇也都因茶叶集市和转运而迅速兴起和繁荣。特别是察木多因其为川藏茶路与滇藏茶路的交汇处,又是川藏南、北两路入拉萨汇经之地,各地茶商云集,也迅速成为‘口外一大都会也’。”林隽:《西藏归程记》,载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察木多就是今天的西藏昌都,是滇藏茶马古道与川藏茶马古道的交汇地。昌都现在还有四川桥和云南桥两座吊桥,分别跨越在澜沧江的两条支流扎曲(通往四川)和昂曲(通往云南)上,与此相关的称谓是昂曲河西岸为“云南坝”,扎曲河东岸为“四川坝”。而在20世纪初期,这里和昌都还有通往拉萨的西藏桥,分别由来自云南、四川和西藏的马帮投资兴建。马帮投资建桥,是茶马古道上很普遍的现象,这也是茶马古道有别于官方大通道的地方。

  寺院兴茶已经成为共识,但对于不产茶的西藏、西北区域来说,寺院不仅仅是茶的大宗消费地,还是茶叶的储藏地。无论是以信仰带动的茶叶消费,还是生理带动的茶叶消费,自宋代之后,茶都成为这些非茶叶生产区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唐以后,大量茶马互市以及茶马司的开设,让茶叶的来源以及消费有了更为明确的记录。

  当然,这三大部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划分。这三者之间在任何一个区域,都存在重叠现象。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例子,随着茶叶的远征和渗透,茶的精神性也同时出现。易武古镇在唐代叫利润城,大理则有“妙香古国”之称,茶叶集散地普洱后来成为一种茶名……当茶被运输到英国时,被称为“东方的仙草”,与孔子、瓷器、丝绸一起构建了一个梦幻国度。此后,在英国形成的茶会,从饮食结构、家庭伦理和社会礼仪上都改变了英国。同时,我们看到因茶而起的茶叶战争,加速了英国的强盛以及中国的衰落,同样在美国引发了波士顿倾茶事件,茶叶改变了世界文明的轨迹。

  在另一段历史里,我们看到,茶叶的作用远胜于千军万马。明代杨一清在主政陕甘时上书皇帝说:“且金城以西,绵亘数千里,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之远夷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之,实贤于数万甲兵,此制西番以控北夷之上策也。”而之前,他修筑了大量的碉堡,仍然抵御不了进攻者的铁骑。明代巡茶御史李时成说得更露骨,“俺答今求茶市,意不在茶,在得番人耳。夫洮西一带,抵嘉峪、金城,绵亘数千里,番族星罗。西寇之不敢长驱而南,以番为之蔽也。顾番人需茶最急,一日无茶则病且死,是番人之命悬于中国,俾世受约束,藩我西土。脱以茶市假之,俺答逐利,而专意于番。番求生,而制命于俺答,彼此合一,其遗患可胜道哉!”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30页。如开茶市,“将使番人仰给于虏,彼此势合,贻患匪细”。梁才在《梁端肃公奏议》中声称:“盖西边之藩篱,莫切于诸番;诸番之饮食,莫切于吾茶。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禁之使彼有所畏,酬之使彼有所幕。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者。其所系诚重且人,而非可以寻常处之也。”梁才:《议茶马事宜疏》,载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56页。有明一代,这样的言论非常之多。

  茶的三大特性——远征性、精神性以及渗透性,让茶叶成为无形的“长城”,成为巩固边疆之道;在更深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茶,让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之间,慢慢形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为此后中国的“大一统”奠定了文化和生活基础。茶叶所构筑的“茶叶边疆”远远胜于任何一种有形之物,而一旦这种茶叶边疆形成,便成了文化安全与国土安全的无形屏障。

  当英属印度瓜分西南边境时候,茶马古道形成的“茶叶边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英属印度多次派间谍入藏活动,也曾运锡兰茶到西藏,企图取代普洱茶,但藏胞拒绝购买。1904年,英国派兵侵入西藏,同时运入印度茶强迫藏民饮用,也遭到拒绝。在茶马古道遗产研究中,我们要注意寻找和发现看得见的茶马古道,更要注意其无形的精神性。

  无论是茶马古道,还是2014年受茶界关注的“万里茶路”,就研究方法来说,其实并无太多差别,各地如何厘清自己的茶遗产价值,会成为未来茶路尤其令人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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