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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茶业“一带一路”启示录

作者

沈冬梅

来源:

浙江在线·旅游新闻网

2015年12月07日 13: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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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冬梅,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室华鼎国学研究基金会国茶专家委员会委员。

  【摘要】民国时期,中国茶业面临印度、锡兰等国茶业的强劲挑战,政府和茶人们在多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为中国茶在“一带一路”乃至全球贸易中维持了虽岌岌可危却始终不坠的声名与地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总结民国茶业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当今中国茶业在“一带一路”战略中谋求发展,都是宝贵的财富,值得当今茶界深入研究、镜鉴。

  【关键词】民国茶业“一带一路”启示

  经历200多年位居“世界第一”的巅峰之后,随着1890年以来印度、锡兰茶业兴起,中国茶叶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日益降低,1904年被印度超越,1920年跌至谷底,此后长期屈居世界第四位。面对大工业、股份制、职业经理人、期货与拍卖市场、科研攻关、行业协会获政府全面支持抱团对外宣传等的国际茶业竞争局面,民国政府和茶人在多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为中国茶在“一带一路”乃至全球贸易中维持虽然岌岌可危但却始终不坠的声名与地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15年8月23日,习近平主席给在济南召开的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不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人民的抱负和梦想,很难全面把握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

  因此,研究民国茶业,对于当下“一带一路”研究与实施不无启示。

  一、民国初年政府对茶业的重视与引导

  茶叶以其在社会生活特别是税收上对于中国以及世界主要茶叶进出口和消费国家的重要性,在民国政府成立之初就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充分重视,发布多种政令采取多项举措以发展茶业。

  第一,是宣布废除贡茶制度,停止各省向政府进贡茶叶;财政部明令,除甘肃、四川、西康外,废除引票制,改征茶叶营业税,以现代经营方式管理茶叶经营。

  民国茶业“一带一路”启示录|第二,最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912年年初民国政府刚刚成立之际,美国旧金山大商人罗伯特·大赉为筹备中的巴拿马—太平洋世界博览会来到南京。头绪万端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副总统、外交总长、司法总长以及实业总长张謇等人皆接见了他,尽管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纷繁,全国百废待举,诸方难调,但南京政府的政要们皆表示参会的意向,可见都看到了博览会的意义与作用。大赉还到北京争取见到了北方政府的署理外长。

  1913年,袁世凯任命陈琪——中国第一届博览会南洋劝业会主办者——为中国赴美赛会监督兼巴拿马赛会事务局局长,组织参展事宜,包括成立巴拿马赛会事务局,编订章程及赴赛品分类,通知各省筹备物产、组织物产参展等。

  1915年2月20日至12月4日,巴拿马博览会成功举办。首次自主参加世界博览会的中国斩获颇丰,获奖总数居各国之首,其中,茶为获奖最多的品类,“赛品获奖最多者,茶叶首其选也”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编:《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纪实》,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但是,虽然“中国参赛茶叶,经审定,其质优于其他国家。然而,在赛会上,印度的红茶和日本的绿茶因由机器制造,色香兼美,几乎夺去中国茶叶的市场”梁碧莹:《民初中国实业界赴美的一次经济活动——中国与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当时有识之士即对此现象作出了总结与倡议,认为茶业界当以此为契机发展中国茶业。

  1915年,陈琪据对巴拿马博览会的考察,为茶、丝、瓷、绣四大类,提交专门报告并提出改进建议。农商部专门行文至各相关产业省,要求参照其建议施行改进。1916年,陈琪更在《申报》发表专题文章《关于调查美国用茶之报告》,指出中国茶在美行销不及印度、锡兰、日本的主要原因是:价格过昂、不做广告、贩卖点太少、不能持续供应、装潢不适宜、标记不鲜明、有的绿茶染色等。

  《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纪实》所叙问题更为集中明确:“中国为产茶最古之国,数世纪前已闻名欧洲,品质优美,自无待言……唯中国商人素乏世界智识,种种商业组织多未完备,而日本及印度茶商在美积极进行,大收广告之效用,于是华茶销路遂日形滞钝。加以奸商以染色及泡过茶叶混销屡被海关驳回,华茶名誉遂至坠地。今幸巴拿马大博览会审查之结果华茶获大奖七,获名誉优奖、金牌奖约四十,成绩之佳,无与伦比,使世人咸晓然于华茶品质之优美,此实华茶恢复名誉之唯一机会,所期国内商人慎弗等闲视之因循观望以自误也。”

  这些都为民国茶业改革作了舆论准备。

  第三,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由于很多主政官员工作得力——如张謇为农商总长,主持并引导了民国茶业的发展。他们的努力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商部及四川、湖南、江西、云南、安徽各产茶大省,陆续举办茶务讲习所、在专业专科学校设置茶叶专业班、兴办茶叶示范场等。

  2.云南、浙江、安徽诸省,相继派朱文精、吴觉农、胡浩川等人赴日本留学。

  3.农商部开始建立以县为单位的茶叶生产面积统计(1914—1920),此举为了解茶产业,设计产业发展的基础工作。

  4.农商、财政两部批准在沪、鄂两处成立研究制茶新法及输转金融的机构茶业公所。

  5.减少茶叶出口税20%,以促进出口。

  6. 1914年,农商总长张謇提出出口茶叶检验建议,虽未获通过,但在主要出口茶叶产区温州1915年则实行了出口质检,禁止假茶出口;1916年农商部明令禁止茶叶着色。

  ……

  这些改革试图从人才、产业基础诸方面根本改进茶产业,改良茶叶制作以利运销。

  第四,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篇》中,专题论述茶叶问题:“就茶言之,是为最合卫生、最优美之人类饮料,中国实产出之,其种植及制造,为中国最重要工业之一。”将茶业列为中国最重要工业之一。

  可惜时之不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特别是受俄国政局的变化——十月革命将茶叶经营收归国有以及英国限制华茶进口、美国认为华茶质量不高等影响,使得中国茶叶出口的局面瞬时恶化,红茶出口呈断崖式下降,加之绿茶出口份额为日本等国阻击蚕食,1920年仅出口茶叶1.85吨,跌至历史最低点。

  民国茶业继续艰辛努力,以图复振。

  二、政府与智识界主导茶业发展

  虽然处在茶业产业链中下游的茶商界也展开了多方的努力,如1916年以出口茶叶为专业的私营华茶公司在上海成立,直接经营茶叶外销,从此华茶公司成为与英商怡和、锦隆、协和等洋行并列的上海四大茶商之一(但华茶公司茶叶外贸额占比很少超过10%);1918年,上海茶叶会馆针对华茶外销阻滞、资金奇缺、茶商生计困难等情况,向政府提出解除运俄茶禁、免除茶叶税收等四点要求,以求促进华茶外销;1926年,天津巨绅张子青在天津成立中国丝茶银行,发行纸币;1929年,江西茶商俞仰卿从德国进口茶机器,在江西婺源创建我国首家机械化茶叶精制厂等。但这些零星的改变并未能使民国茶业得到根本改观。

  1928年,民国政权进入蒋介石时期。1930年后,随着吴觉农等智识人士逐渐介入政界,茶业发展进入学界与政界共谋且主导的时代。以吴觉农为代表的一代茶人,开始在茶业界发挥作用,从此茶业的发展呈现出与民国早期完全不同的风貌。

  第一,培养人才。1930年,邹秉文主持的上海商品检验局委任吴觉农筹办出口茶叶检验事项,培训检验人员。此后,吴觉农在其所有与茶相关的职务经历中,如在祁门、三界等茶场,在中国茶叶公司,在外贸委员会,在富华公司等,培养了大批茶实务人才,在此后五六十年的时光里,这些人都是中华茶业的骨干人才与中坚力量。直至1940年,吴觉农发起并促成贸易委员会拨款,由中国茶叶公司与重庆复旦大学合办茶叶系,创立培养茶业人才的高等教育体制。高等教育培养专门茶叶人才的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持续并日益扩大,为中国茶业发展培养人才。

  第二,从研制源头及销售末端同时努力改进茶业。1931年,实业部颁布第一个出口茶叶检验法令,对出口茶实行口岸检验。1937年,根据全国茶叶技术讨论会决定,进一步对出口茶实行产地检验,在有关产地设立茶叶检验办事处。1932年起,吴觉农主持或协助在浙江、安徽、江西等产茶省成立茶叶试验场和茶叶改良场。出口检验是以制度强制力量保证出口茶叶质量,而茶叶试验、改良场则是要从土壤、栽培、茶园管理、采摘、机械制茶、贮藏等技术层面入手,全面提高茶叶质量,改善并奠定茶业发展之基础。

  第三,由祁门茶场牵头组办平里合作社,从此开启了中国茶业合作运行的模式。在长期的研究和实践中,吴觉农等茶人发现流通成本过高是中国茶价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流通环节占取茶业利润空间过大,特别是在对外贸易中,洋行、买办对茶叶交易和价格操生杀予夺之权,而各种中间行商两头吃利,茶农在最低层深受层层盘剥,经常无法保证最基本的生活,遑论改进茶叶生产。因而发起组办合作社,最大限度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与效率,特别是共同营销保证了茶农卖茶价和减少中间环节,相应保证茶农在产业链上游的利益。同时,合作社在生活生产用品方面共同采购,以降低生活生产成本。而最后经由地方政府担保,由当时的交通银行、中国农工银行以及安徽省地方银行等给茶农放贷,保证茶农获得一定的流动资金以维持生产和生计,不至于受茶栈和高利贷因为放给茶贷而控制茶叶交易及利息的过度盘剥。

  合作社牵涉农村组织的重大变革,急于改变茶业现状的茶人们,只争朝夕地将重点放在了茶叶合作运销方面。吴觉农发动安徽、江西两省组织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实行红茶统一运销,以打破洋行和茶栈对茶叶出口的垄断,“打破中间者之剥削制度,而谋茶农之真正利益,以达到整个复兴茶业之计划”吴觉农:《反帝反封建半幕剧》,载《中国农村》1936年2卷6期。。共同营销是对既有茶叶贸易利益结构的根本性改革,故遭到了来自上海洋庄茶叶同业公会的激烈抵抗,终至夭折。

  吴觉农随即建议由国家创办茶叶公司,直接收购、直接办理茶叶出口,在实业部部长吴鼎昌的采纳和支持下,1936年5月由中央和产茶省政府与私人茶商合办的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第四,茶叶统购统销。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茶叶公司受命与苏联以茶叶进行易货贸易,但谈判多时未果。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电请吴觉农赴汉口谈判,一日而决。贸易委员会遂决定直接办理对苏易货贸易,由吴觉农具体负责。财政部贸易委员会颁布《管理全国出口茶叶办法大纲》,在战时体制下,实行茶叶统购统销政策。为此,先后在各产茶省成立茶叶管理处(局),组织茶叶生产、收购、加工、运输等工作,在香港设立富华公司,一举消除了过去洋行买办、洋庄茶栈对茶叶贸易的垄断,恢复已萎缩的茶区生产,把分散在各省农村的零星茶叶,加工为成品箱茶,汇集在香港实行对苏易货和海外销售。1938—1939年,华茶外销跃居出口商品第一位,超额履行对苏易货合约,还换回一定外汇,支援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

  第五,创立第一所国家级的茶叶研究机构——中国茶叶研究所,集中一批专家、教授和有实际经验的茶叶从业人员,系统研究茶叶的栽培、制造和贸易等方面课题,取得了不少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为茶业的持续发展打下科研基础。

  第六,考察研究世界其他主要产茶国和茶叶消费国。1935—1936年,实业部委派吴觉农先后赴印度、锡兰、印度尼西亚、英国、法国、苏联、日本等国进行考察,同时也对当时被日本占据的台湾茶业进行了考察,写成三篇考察报告,详细介绍诸国诸地茶业产销情况,以提高中国茶业界的认识,促进茶叶事业的发展。

  而事实上,中国茶业界需要提高认识的部分,不只是认识了解国外的情况。中国茶叶外销市场被印度、日本等国攘夺的原因,除了机械制造茶叶品质稳定、成本低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宣传。据1935年出版的美国威廉·乌克斯的《茶叶全书》:“(在1934年之前)各主要产茶国在过去五十年中曾努力于各种合作宣传方法,以图扩展国外市场,此种宣传曾收宏效。但中国则为例外,从未将茶叶界之知识分子组织起来,以从事宣传。”[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中国茶叶研究社社员集体译,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版。

  三、小结

  中国茶业经历了近现代外贸上的冰火数重天,与中华民族共命运,但始终在努力、在前行。20世纪以来,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茶业为适应工业化、后工业化的发展,做出很多重大努力,并实现了很大变革,但有些努力尚未完成,特别是工业化与个性化之间矛盾与协调发展、合作发展、集合知识分子力量合作宣传等。民国茶业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当今茶业在“一带一路”战略中谋求发展,都是宝贵的财富,值得当今茶界深入研究、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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